昨晚梦见您了

昨晚梦见您了

现在想想，老奶奶您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也许清明节快到了，我又梦见您了。

在梦里，我们四代同堂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天，多好丫。但这永远只是梦，可惜梦境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您是否在怪我回老家都没去看您，可您那是新墓地，按家乡的习俗是要选好日子才能去祭拜。今年清明节不回家了，明年会争取回家看您的。说实话以前读书时您老是提醒这，交代我做那，真烦人，有时真想把耳朵堵掉。现在想有人在耳边唠叨已不可能，每当去同学家里听见他们叫奶奶时，就会不知不觉想起你们，小时侯既有奶奶又有老奶奶的我真的很幸福，凡事不必操心。您知道吗？跟老妹聊天她老抱怨您偏心，说常以我和老弟在外面读书辛苦吃不到好东西为借口，把东西都留给我们吃。过节都会拿钱给我们加菜，我们不肯要，您就慈祥的对我们说：在家能用钱的地方很少，大家给的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等你们赚钱后再孝敬我吧！可我已被淘汰出局。

记得xx年的春节您还给我压岁钱，当时的我把钱拿在手里既感动又惭愧，您都90多岁了，我怎么大的人没给钱您用还要您给压岁钱。

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以前只会煮猪肉粥给您吃的我，现每天都自己煮饭哦，您就不用担心我不会做饭以后被人嫌弃咯，在外工作的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真的。

关于清明节-

清明祭祖，古来即有，一族之风俗，一年之盛仪，寄托着子孙对祖先、对亲人的追念和敬慕。
清明祭祀是文化的沉淀、精神的凝固，它的原始含义和情感取向是一种文化象征——个体对历史的确认，群体对个人的确认。

我们祭祖，是因为祖先曾在这个世上存在过，祖先是因，我们是果，没有因就没有果。我们祭祖，是因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对每一个存在过的生命表示确认和尊重，需要对每一个正在存在的生命进行伦理熏陶和价值引导，因此与其说我们在祭祖，不如说我们在祭某种文化理念，某种伦理精神。

这种伦理文化的内涵就是“诚”，就是确定性。当我们在清风朗日之际，在先人的墓前时，所目尽是萋萋青草，堆石黄土，这时我们面对的其实是虚无，但虚无中有“诚”，有一种支撑了人们几千年的精神力量。“黄帝冢前识知己，香纸烟中尽弟兄。”中国有一条根，从黄河延伸遍整个地球；中国有一种“诚”，从远古维系住每一代炎黄子孙的心灵。

无怪乎中国伦理思想之鼻祖孔子说：“祭如在。”——祭祀的时候我们应该像祖先就站在面前一样真诚。

“祭如在”，连从来“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现实主义者孔子也说“祭如在”。他也说过“不知生，焉知死”，但是“不知死，焉知珍生”？

“祭如在”并不是与祖先在阴风森森之中凄然相逢，而是一种生机盎然的对生者的精神净化，让生者在碌碌俗世中也有一阵静默的思索时间，想想生命，想想过去与未来。“祭如在”令人思想玄远，但目的仍然落在现实。

“祭如在”是一种真正的真诚，是真正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而不是只随众碌碌而祭，碌碌而散。“祭如在”作为一种精神，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尤为可贵。

清明节，我无限怀念已故的王佩青老师

在上世纪的1972年，我曾是北京第41中学初三（二）班的学生。那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我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根本就不把学习看在眼力，更不放在心上。每天我上学，那真是书包都不带，只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晃晃悠悠就来了。上课时，我不是和同学聊天就是趴在桌子上睡大觉；甚至有时候还学猫叫狗叫的，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把教室的秩序弄得乌烟瘴气。当时的老师们不敢管，因为如果管不好，就有可能给戴上一些“帽子”，甚至还有被“打倒”或者“批斗”的危险。

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年近花甲的王佩青老师。据说，王老师是刚被“解放”就接了我们的班。说实话，对我们这些“闹”孩子，王老师更不敢管。每次上语文课，王老师都步履缓慢地走到我的座位前，先往我的课桌上放上一本语文书，然后再放上一个本和一支笔，然后轻轻地嘱咐一句：“蒋宝祥，好好听课，啊！”

我不理解老师的苦心和用意，而且还沾沾自喜：“瞧，我不带书包，老师还得给咱送课本。咱就是老大，他算老几？！”老师讲老师的，我“折腾”我的。有一次，我给老师“折腾”得没法儿了，王老师喘着粗气，哭着对我大声说：“蒋宝祥，别闹了，老师辛辛苦苦地教你们，不是害你们啊？！”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王老师说完了这句话，竟突然摔倒在地，昏了过去。这时的我们，一窝蜂地涌到了王老师的身边，一边拽着王老师一边哭着喊：“王老师，您怎么啦？！王老师，您醒醒啊？！”王老师被其他老师们送医院去了，教室里同学们的抽泣声彼此起伏着。

王老师天天跟我们着急，急得都病了，我从良心上受到了谴责。打这儿起，我开始天天背着书包上学了。过了几天，王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课。当他发现在我的课桌上摆放着自己的书本时，似乎很激动地对我说：“蒋宝祥，看来老师的跟头没白摔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什么事都跟“政治”挂钩，什么事都跟“阶级立场”相连。所以，当老师的讲课都提了个心。王老师给我们讲语文，主要就是教我们认字，组词，造句，有时也少量地讲讲语法什么的。我为了表示对王老师的歉意，别的老师的课我都不听，就好好听王老师讲课；别的老师留的作业我都不做，可王老师留的作业我都非常认真地完成。后来，在几次的语文小测验中，我都取得了好的成绩。王老师看到了我的进步，他激动地对全班同学说：“同学们啊同学们，今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发现蒋宝祥变了。他不仅能认真听讲了，而且还能认真地完成作业了。”王老师说到这儿，他举起了一沓小测验的卷子，一边晃着一边说：“你们看你们看，这就是蒋宝祥的测验卷儿，全是优秀啊！”王老师说到这儿，他突然不说话了。呆了半天，王老师带着哭腔地对全班同学说：“同学们啊，如果你们都能够好好学习，老师摔多少个跟头都值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每年都要去“学工，学农还要学军”。有一次我们到北京橡胶六厂学工，一学就是一个月。学习完后，王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记学工劳动中的一件事》。当王老师看了我的这篇作文以后，不仅把我的这篇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念了，而且还特意三番五次地专门找我谈这篇作文。王老师已经把我的作文都背下来了，他从选材，主题，人物，结构以及细节，语言什么的各个方面都给分析了一个底儿掉，并又非常认真和耐心地分析出了作文中的哪些不足。我到现在仍牢记着王老师嘱咐我的那句话：“蒋宝祥，只要你真心地想学习写作文，老师就培养你一辈子！”

在王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我逐步产生了写作文的兴趣。老师留作文我写，老师不留作文我也写。无论我写的是多么糟糕的作文，王老师都认真地给我看，耐心地给我讲。后来王老师退休了，他还特意把他家的住址留给我，叫我有了作文拿给他看。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仍不断地学习写作，王老师始终是我的文学创作辅导老师。上世纪的1984年，我的小说处女作《叫劲儿》在《青海青年报》上发表了。我拿着“样报”充满着激动和喜悦地“跑”到王老师的家。王老师手捧着我的“样报”，就跟欣赏着什么金银财宝似的那么激动和喜悦。王老师深情地拍着我的肩膀，似乎很感慨地说：“蒋宝祥，老师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摔了一个跟头，还真的把你‘摔’出来了，老师真高兴啊！”

我和王老师感情至深，交往颇多。在我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王老师付出了很多辛苦和劳动。他曾多次嘱咐我：“蒋宝祥，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咱们的学校，咱们的初三（二）班啊！”如今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几十年来，在我的心目中，我永远是北京第41中学初三（二）班的学生。清明节至，我无限怀念已故的王老师。我要和王老师说的话就是：“尊敬的王老师您好：您的学生蒋宝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已经成长起来了。我准备把我近年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怀念您的这篇文章送给我的母校，送给我们的初三（二）班，以表我对母校的爱，对老师的爱，对初三（二）班的爱；以表我对您深深地怀念和敬重。我想，您知道了这些，您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露出满意而又甜甜的微笑。王老师，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