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首唱出了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为保卫祖国的安危、守护人民的安宁、站岗巡逻执勤在边防线上的光荣和自豪。从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一位坚守神圣职责、正在执勤站岗的战士形象。
当过兵的人都十分熟悉《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这首军歌：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一颗红心，时时刻刻向着北京，站在边防线，如同站在天安门广场。光辉的太阳照边疆，毛主席就在我身旁。啊，做一个毛主席的边防战士，无限幸福，无尚荣光！
这首唱出了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为保卫祖国的安危、守护人民的安宁、站岗巡逻执勤在边防线上的光荣和自豪。从歌声中我们仿佛能看见一位坚守神圣职责、正在执勤站岗的战士形象：昂首挺胸守握钢枪、威武挺拔一身戎装、明亮坚毅炯炯目光、英气勃发站姿笔直，用现代流行的话形容这些站在岗位上的士兵们：真是帅呆了、酷毙了、神气极了！
然而当年在师医院当兵时，我们女兵们对站岗放哨，却全无歌曲中唱的那般自豪感觉，反而认为站岗是一件比较恐惧和痛苦的差事，甚至还由此出现过消极抵触行为。
在野战部队即便是女兵，也不能特殊而必须与男兵一视同仁地被安排轮流站岗和值勤。好在出于安全考虑，规定夜间站岗男兵是一人一岗，而我们女兵是两人一岗，（不似电视剧《大校的女儿》中演的那样，女兵一个人在海边值勤站岗，夜深人静有点风吹草动就胆战心惊吓得够呛。胆小一点的绝对摆脱不了内心的恐惧害怕）。
所谓站岗，也就是背着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我们戏称为烧火棍），围着医院不大的地盘和我们集体宿舍周围转悠、守卫自家门户的安全。在我们周边有多个后勤分队的营区，前后左右有汽车连、修理所、汽车教导队、军需仓库等环围毗邻，医院位置居其中。按说设不设岗都意义不大。可按当年院领导的说法：既然当了兵就必须站岗放哨，就要有参与这个过程和接受这方面的体验磨炼。
说到恐惧消极的原因，当年在师医院我们既要参加医疗所病房里值大夜班上小夜班，又必须参加医院内部的巡逻站岗。有的时候是白天刚下了夜班当晚又轮到站岗，站第一岗或最后一岗还好受点，要是轮到站半夜那几班岗就惨了，要么没睡着就起来了、要么刚睡着就被叫醒。那绝对是在迷迷糊糊似睡非醒的状态下接的岗，经常是口令没听清就接枪让交岗人离去。待完全清醒后却不记得口令是什么了（甚至还闹出记错口令传错口令的笑话）。
前一天值夜班欠的觉还没有补回来第二天又不能睡安稳觉。年轻人本来就贪睡、恋床，加上白天补夜班觉又是逆生物钟而为睡不踏实。几经折腾，就感到觉不够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
按说在师部地盘里医院不算是军事重地，加上和平年代的敌情观念不那么紧迫，又是处在营区纵深地段，由此女兵当中想方设法逃岗和偷偷抱枪睡岗的现象时有发生。为这没少挨点名批评。因为年轻、贪睡、缺觉造成的站岗恐惧症和逃岗睡岗顽劣行为，成为当年的医院领导们比较头痛的问题存在着（也一直找不到解决此问题的良策）。而当年我们却视能够获得安安稳稳地饱睡一觉是最最奢侈的享受！
如今回忆起这些不太光彩的往事，既为当年的糗事汗颜，但也认为是当年军旅时光里值得回味的快乐趣事！还是说说与站岗有关的军营往事。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无敌？这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以及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这几句口号，是在有部队驻扎的地方和在开展双拥活动时使用频率最多的词语。
当年的军地双方，年复一年认真从语言到行动上努力饯行、演绎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故事；军民两家，一如既往水乳交融，都在继续承袭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部队驻扎地区的军民关系，从大方向来说是团结友好、和睦融洽的。但不能否认，局部地方还是经常会有小磨擦小杂音出现。虽不影响大局，但这是辩证法必然性决定的客观事实。
我们部队营区地处县城郊区，四周都是老百姓的稻田和甘蔗地。由于文革时期割资本主义尾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老百姓基本处在温饱线以下渡日。军队则是国家包养的骄子而衣食无忧，仅每天伙食费标准，就是当地老百姓工分收入的数十倍（那年月农民一天挣的工分收入才几分钱）。因此，到营区偷盗行窃顺手取拿对周边群众来说，是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有恃无恐的事情。除了军事武器不敢动，其他东西只要你没看住，眨眼的功夫就能够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上级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努力搞好军民关系；既要看好自己的装备又不能和老百姓搞僵了。但经常丢失装备及其它物资被盗，也是件闹心的事情。
记得那年的夏季，我们医院连续发生猪圈里的猪进行性减少的事件。而所有夜间巡逻站岗的人，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也没有听到丝毫动静。这猪是大活动物，竟能毫无声息被搬离猪圈，可见偷猪贼的偷窃手段十分老道高超（从另一个层面也昭示我们的警觉发生了故障）。
丢猪可是直接影响我们逢年过节会餐加菜和平时伙食质量的大问题。于是医院领导决定，抽调数名反应灵活、身手敏捷的男兵在猪圈潜伏，抓偷猪的窃贼。可是连续蹲守了几个夜晚，竟然毫无收获。可怜几个男同胞忍受着闻猪粪臭被蚊子叮、忍困挨饿熬通宵夜的苦差役，最终无功而撤。
就在男兵从猪圈撤潜伏岗后的一天晚上，轮到我和战友Y站岗，站的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对倒数第二班岗的戏称，因为两头的二班岗普遍被认为是最不爽的）。背着没有子弹的半自动步枪、我俩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躲在隐蔽的地方说着女兵自己的悄悄话，（说说话就感觉时间过得快些，一个小时就好熬多了！交岗后还可以补个回笼觉）。
突然，猪圈方向似乎有动静！我俩立刻收住话匣屏住呼吸竖耳静听，紧接着即看见从猪圈门口有个黑影闪了出来、接着又连续晃出两个挑着担子的人影。我们当即从暗处追了过去。边追边喊：站住！抓贼呀！这几个贼民见被发现了，挑着担子飞速奔逃。我们撵到一片开阔地，眼见很难追上了。小Y急中生智拉动枪栓，大喊：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这一喊唬住了落在最后的那个贼民的脚步，而前面二个没停早跑得更快消失在远处了。
停下的这位贼兄乖乖地面朝我俩站着不动。等我们跑到他跟前，他看清只是俩小女兵又只有一杆枪时，他表情也不再害怕紧张，嘴里呜哩哇啦地说了一大通我们听不懂的当地土话，同时把担子上的扁担抽出来紧握在手中，大有与我们俩女孩子相持对恃决斗的态势！
看到我们的优势不再，我们大声呵斥此人并示意想让他跟我们去院部，可他并不把我俩放在眼里，根本不理会我们也纹丝不动地站着。就在此关键时刻，附近修理所站岗的男兵听到动静走了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有一个男兵背着冲锋枪与我们站在一块，较量的筹码立刻倾向我方。自知再无相恃反抗的机率，此人只能老老实实束手就擒被我和小Y押解到院部交管理员处置。
此时，我们也到了交岗时间。然而我俩已全无睡意，呆在审讯处看盘审热闹。我们无意间当了回擒贼勇士，虽然只是被院领导口头表扬一次，但这次的英勇行为让我们骄傲自豪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历史性跨越??从无到有、初步发展的跨越。我军通信兵部队成立于八一南昌起义中，当时是作为保障起义的作战指挥和各部队之间协同配合的兵种投入使用的。在此后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逐步实现了从分散人员到初步编成建制、从发展人工交通网到建立无线电通信的跨越。之后，无线电通信渐渐由专项通信向网路通信发展，并作为战略战役指挥通信手段出色地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第二次历史性跨越??从分散到网络、全面建设的跨越。为适应国家和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将通信兵作为一个兵种来建设，同时确立了通信兵建设思想。在这一时期，通信兵部队重点建设了地下电缆通信网，建成了完整的架空明线网和短波电台通信网，在全军团以上部队都建立平战结合的无线电值班通信。一张完整严密、多种手段、平战结合的国防通信网初步建成。
●第三次历史性跨越??从现代化到信息化、迅速提升的跨越。这一时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进了以地下电缆网为骨干的国防通信系统，健全了平战结合的值勤管理体制，在全军逐渐形成了以指挥所通信网络为基点，有线电以光纤为骨干，有线和无线相结合，平时与战时相结合的国防通信网络；二是向三网一结合的军事通信体系发展；三是按照信息化战场通信需要不断增强信息化装备研发应用和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瞄准战场需要，全面提高全军通信兵部队的信息化水平，成功实现了包括电子对抗、电磁干扰、网络安全防护等科目的演练，从而使通信兵走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各指挥的各个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大概3000余人，缴获枪支大概5000余支，子弹大概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